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居所的阳台上。

2011年无雪的冬天，我在家里翻拣着一袋从互助老家带来的土豆，足足有八十斤之多。可以说，这是一袋世界上品质和形象最好的土豆了。嫩白、浑圆且透出一股诱人的薯香气儿，这无言的土豆一下子让我的心里敞亮了许多。我是要找个地方精心储存它们的——在这个冬天，我要慢慢享用这美味的土豆——这也是家乡的物产留给我最为亲切的回忆。

在这样的时候，在这苦寒的西北高原上，我要唱上一支土豆谣……

（一）

关于土豆，我不得不引经据典，花费一些文字，对众多直接从超市、农贸市场、餐馆里获取土豆以及土豆食品，而却不知土豆秧蔓、花叶为何物的城市居民进行一些必要的描述。

资料上关于土豆通常的文字解释是：

土豆，学名叫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英文：Potato），多年生草本，但作一年生或一年两季栽培。地下块茎呈圆、卵、椭圆等形，有芽眼，皮红、黄、白或紫色。地上茎呈棱形，有毛。奇数羽状复叶。聚伞花序顶生，花白、红或紫色。浆果球形，绿或紫褐色。种子肾形，黄色。多用块茎繁殖。可入药。

马铃薯属茄科茄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其块茎可供食用，是重要的粮食、蔬菜兼用作物。

根据马铃薯的来源、性味和形态，人们给马铃薯取了许多有趣名字。

在中国，山东鲁南地区（兖州、曲阜、邹城、滕州等地）叫地蛋；云南、贵州一带称芋或洋山芋；广西叫番鬼慈薯（其实广西大部还是叫马铃薯，有些地方把白皮的叫马铃薯、红皮的叫冬芋），山西叫山药蛋；安徽部分又叫地瓜；东北各省多称土豆；河北地区叫山药蛋、山药；青海、甘肃等地区称洋芋。虽然个别地区有叫土豆为“山药蛋”的，其实有真正叫“山药”的东西。因此需要分清楚，不要混为一谈。

在国外，欧洲的意大利人叫地豆，法国人叫地苹果，德国人叫地梨，美国人则叫爱尔兰豆薯，俄国人则叫荷兰薯。鉴于名字的混乱，植物学家才给它取了个世界通用的学名——马铃薯。

有专家、学者认为，目前马铃薯共有7个栽培品种，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及其附近沿海一带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而最重要的马铃薯栽培种是四倍体栽培种。四倍体栽培种马铃薯向世界各地传播，最初是于 1570年从南美的哥伦比亚将短日照类型引入欧洲的西班牙，经人工选择，成为长日照类型；后又传播到亚洲、北美、非洲南部和澳大利亚等地。

马铃薯传入我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马铃薯产量高、营养丰富，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现已遍布世界各地，热带和亚热带国家甚至在冬季或凉爽季节也可栽培并获得较高产量。世界马铃薯主要生产国有俄罗斯、波兰、中国、美国等。

中国马铃薯的主产区是西南山区、西北高寒地区以及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山东滕州、甘肃定西则是国家农业部命名的“中国马铃薯之乡”。而青海互助县位于海拔2300—2600米的河湟谷地，气候温和干燥，昼夜温差大，环境无污染，生态条件优越而特别适宜高产、优质、无毒的马铃薯的种植，建有西北地区最大的马铃薯种薯培育基地。

可以想见，土豆对于人类，对于人类所度过的漫长岁月，对于人类近乎本能般的正在进行的艰难的跋涉，对于地球越来越趋于恶化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农作物经典。

（二）

唱起土豆谣，我的心里很明白，土豆其实是我们的娘亲。

我是从心底里这样称呼土豆的。因为与土豆相依为命的生活经历，使我对土豆的感情无以复加。而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那些并不富裕的日子里，因为对于土豆的感恩，我就曾经面对漫山遍野丰收了的土豆，写下了这样的诗作：

捧着土豆

许多困难的日子

就缀满了土豆的秧蔓

一缕缕因天灾而枯瘦的目光

在土豆刚刚下种之后

就伸进黄土深处

抚慰着早春刻骨的饥馑

在中国北方

有多少这样的年头啊

麦子倒伏了玉米枯萎了牛羊不叫了

可怕的村庄

就弥漫着绝望的气息

这时候

土豆那淡蓝色的花儿

就开放在人们菜色的脸上

它用不同于小麦成熟的方式

把苦难和温饱拉扯得很近很近

那圆圆的果实

那甜甜的薯味儿

在漫漫的长夜里

闪烁着无垠的恩泽

呵，我的土豆我的马铃薯

我的山药蛋我的洋芋

就因为这一连串亲切的名字

北方的村庄

才出落得壮壮实实

这，就是我当时对于土豆最真实的情感寄托和吟唱。

记得我从省城大学毕业来到土族之乡南郊的一所民族中学任教语文课时，面对五六十个从贫困山乡前来就学的高一学生，结合著名作家秦牧的散文《土地赋》，就给学生们出了一个备课时精心安排的作文题——《土豆情思》。

当我慷慨激昂地陈述完作文的要求，提笔写下“土豆情思”四个大字之时，却迎来了学生们的窃窃私语，啊？洋芋呀，这有啥写头嘛……

学生们当然是在无可奈何下，开始默默地酝酿、构思起来，而我的意识里突然就有了这样的直觉：许许多多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因为没有很好地引导、观察、感受，有血有肉的方面被他们忽略、被简单化了。面对土豆而作文，就是一个例证。

其实，那时候师生们的生活与土豆的联系是可以作这样的概括：阳光，空气，土豆，一个都不能少！

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里，可以说，土豆在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早晨是焜洋芋，就是将囫囵的土豆洗干净后，在大锅里加少许开水蒸熟，等开饭时，每人按土豆的大小搭配分食两三个，这就是早饭了；午饭是重要的，那就是将土豆用机器切成薄片，和上白菜、萝卜之类加少许清油爆炒。等那边馍馍灶上的馒头熟了，一勺炒土豆加两个馒头，这就是师生丰盛的午餐了；而晚饭煮面条嘛，也是离不开土豆的。师生们的面条碗里，面条和土豆片的多寡，几乎是一比一下锅的。

一个“焜”字，一个“炒”字，再加一个“煮”字，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青海东部地区学生以及农民们的生活状态。在广袤而贫瘠的西北地区，用土豆主打的伙食也大同小异。

那时候，土豆，就是我们成长的最为直接、最为坚强的支撑！

如今屈指数来，靠土豆养大的莘莘学子们个个聪明、勤奋，陆续考取了理想中的大学。再后来，他们又愉快地完成学业，在北京、广州、兰州、西宁等大城市里混得人模人样；最不济的也在农村牧区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等，又在土豆的家乡从事着神圣的工作……

回味关于土豆的温馨记忆，我的脑海里又会出现土豆种植、管护、收获的生动场景——这对于已经习惯于从超市里获取食品的现代人们来讲，也许不屑一顾，也许不感兴趣，但是，这里有必要用简单的文字记述一下，那毕竟是岁月和生活的最值得珍藏的部分。

在家乡，清明节气，是一个令人振奋、欲望疯长的时候。当白杨树的枝头开始吐出嫩嫩的绿芽，当布谷鸟的叫声足以唤醒春小麦开始泛绿、分蘖之时，种土豆的日子就到来了。

土豆的种子是提前优选储藏好的优良品种，种薯个头不大不小，芽眼儿较多。农妇们从黄土窖里取出土豆晾晒一夜之后，就开始切种子了。其实，切种子这活并不复杂，就是同时选中几个芽眼儿，然后均匀地切开就行了。

切好的种块当然不能长时间在阳光里曝晒，而是用适量的草木灰拌匀，盛在麻袋里以备播种。

现在想来，种植土豆的整个过程，富有诗意。

当时，土豆下种还是用古老的“二牛抬杠”式的播种方式。

一大清早，吃完了煮土豆的早饭，家家户户赶着一对耕牛，扛着犁头，就往自家的责任田里赶。

当笨重的犁铧深深地插进黄腻腻的土里，就如冲锋舟在大海上劈波斩浪时，身后浪花翻涌的美景就产生了。只不过田地里随着犁铧翻涌的却是香喷喷的泥土。

犁沟开好了，首先是溜上一层农家肥，随后就将土豆种块按五六寸一个的距离均匀地撒种，然后再施农家肥，最后再撒上一层尿素、二铵之类的化肥。这个过程靠的是三人熟练而密切的配合，一人扬粪、一人点种、一人再施肥，三者缺一不可，而且还要动作协调。等到犁铧从地头回过头来将前一个犁沟翻盖后，一垄的播种就算完成了。

在暖暖的太阳底下，耕牛在喘气，犁铧在翻涌，扶犁的大伯叼空儿抽上一口旱烟，土豆的种植就这样年复一年。

农谚说，种庄稼三分种植七分管护；还说，土豆是壅大的不是吹大的。这些话一点儿也不假。农历五月下旬六月前后，叶秧已经长得即将盖住土壤时，就要给疯长的土豆苗培土，农人们把这一劳作的过程简单地概括为：壅。

壅土豆是个力气活儿，也是个技术活儿，容不得半点的马虎。

当土豆墨绿色的单叶窜出土面，不长时间，就会随植株的生长，逐渐形成羽状复叶，这就需要给土豆培土了。在骄阳似火的时节，村里的少妇们就会打着大蓝伞，带上凉面、酿皮、馍馍和热水瓶，唱着亮亮的“花儿”，在蓝天白云下，舞动锄头、铁锨，开始了细致的“壅”土豆劳作。到了正午时分，农妇们活儿干累了的时候，就聚集在田边的大杨树底下，相互品尝自家的饭食，骂俏打闹，好生惬意。

也有人说，家乡的土豆是因为天每日吸收着高亢嘹亮的西北“花儿”的营养，才获得高产稳产的大丰收的。这话我也信。

当然了，最难忘最令人激动的，还是土豆收获的时候。

当金色的白杨树辉映着太阳的光芒，秋天的景致就在河湟谷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洁白的秋云下，黛青色的山峦依然风姿绰约。再近一点的起伏的山塬上，梯田层层，塄坎上几株山柳或白杨的枝叶依然在微风里轻轻摇曳。不远处的村庄里，人声和拖拉机的突突声交汇着，打破了山乡的宁静。

是的，是收获土豆的时候了！

乡亲们首先将开始枯萎的土豆秧蔓一垄垄拔起，随着犁铧欢快的流动，犁沟两边的泥土里，白花花的土豆翻滚着涌了出来。随着大伙儿的笑声和吆喝声，土香和薯香刹那间就在山湾里弥漫开来。

一阵金风轻轻地吹过，一个个浑圆的土豆就沐浴在暖暖的秋阳里。起先是一垄一垄地露脸，而后是一大片一大片白花花地铺展开来，土豆大丰收的场面就这样一览无余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土豆甜甜地微笑着，用那无声的言语，表达着成熟的喜悦。这是土豆最初也是最后一次近距离接受太阳的爱抚了，到了下午时分，它们就会被收拢进一个个麻袋里，或被运到大城市的农贸市场，或被运到家家户户的地窖里储存起来。

按捺不住兴奋的我们，已经在地头上挖好了烧土豆的地灶，用烧柴将地灶烧得通红，然后挑选几十个个头一般大的土豆，一一地放进地灶里，再快速地将地灶门用土坷垃密封，往后的事情就是待焦土豆的喷香飘散开来时，尽情地享用这地道美味的烧土豆了……

我相信，生活在西北高原、成长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们，都会有这样的记忆，都会有这样的梦呓。

如今，家乡的一位技术员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消息：根据刚刚完成的测算，全膜种植的“青薯9号”最高亩产达8000斤，平均为4050斤，不覆膜的平均2130斤；全膜种植的“陇薯5号”亩产也达到了6180斤，不覆膜的也有3302斤。

对于熟悉那时土豆一般产量的我，听到这样的天文数字，有些目瞪口呆。

土豆，我们的娘亲。直到21世纪后的今天，您那香喷喷的叮咛，依然在我的味蕾里回荡，迄今已经成了我品尝一切与土豆有关的美味佳肴的品质标准。

（三）

唱起土豆谣，我的心里也明白，土豆，也是深藏在大地深处的悠悠童话。

和我一样，许许多多写点文章的农村后生都会写一些有关土豆的文字，或咏物寄情，或写诗作赋，表达的是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感念土豆。

如今，我的手里剥着煮熟的土豆皮，嘴里念叨的却是甘肃定西一位乡土作家的《土豆赋》。

土豆者，洋芋也，山药蛋也，马铃薯也。南美异域之植物，辗转几个世纪，东方生根发芽；寰宇人类之食物，仅有百年历史，西部开花结果。橘生淮北则为枳，芋至陇原竟为宝。土洋融合，遂生精品；粮蔬兼用，得以繁荣。故曰：福如东海罐罐茶，寿比南山洋芋蛋。

小土豆兮，大产业。形如蛋，或圆或长或椭；色如彩，或白或黄或紫。个体小，两三个称斤；群体大，一半亩成吨。炎炎夏日，陇之原放眼四望满山遍野盛开薯之花；朗朗秋季，道之旁田间市场车水马龙交易薯之果。

小土豆兮，济生民。陇之地，十年九旱自然灾害频繁，苦瘠甲于天下；陇之民，十有九载缺粮少蔬贫穷，乞讨流浪为生。童山绵绵，重重叠叠茫茫无际；梯田层层，弯弯曲曲阶阶有序。座座山川，无不流淌辛勤汗水；顷顷山地，难以温饱父老兄弟。被视为人类生存之禁区，却成为土豆繁育之佳地。

小土豆兮，著文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土豆富裕黎民，洋芋开拓文化。凡·高一幅《吃土豆的农夫》流芳精神财富，定西遍野“种土豆的农民”带来物质文明。品“黑美人”，西洋味淡淡悠长；食“新大坪”，乡土情浓浓厚重。绿色土豆裹饥腹，强壮西北汉子；高原洋芋暖生活，铸就黄土情怀。叫一声土豆豆，胸中顿涌豪情万丈；吃一餐芋蛋蛋，浑身即有昂扬气神。

如此的豪情之怀，如此的娓娓道来，我被文中精彩之描绘所感染。而掩卷长思之后，感触随之而来。也深深地知道，写土豆切不可浓墨重彩，洋洋洒洒；亦不敢轻描淡写，无病呻吟。土豆的身世、土豆的经历、土豆的品相、土豆的性格都会无声地告诉我们，土豆就是代代相传的优美童话，土豆就是家喻户晓的生动寓言。

感念土豆，一位当代著名企业家的名字跃然而出，他叫潘石屹，也是一个十足的西北“洋芋蛋”。

如今，在中国房地产界，潘石屹这个“洋芋蛋”无疑是个另类。中央电视台曾经这样评价他：潘石屹不是最有钱的，他的公司也不是规模最大的，但他和他的SOHO中国绝对是最吸引眼球的。潘石屹在行业中无疑最具备创新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潘石屹的每一个建筑作品都可称之为城市的标志性符号，引领这个城市的建筑潮流和生活风尚。

然而，想不到，潘石屹这个“洋芋蛋”的博文里也有一篇怀想土豆的文章——

我的家乡在天水。那年在葛家岔乡，乡亲们煮了一大盆土豆款待我们，我吃了一个后，重新又找到童年吃的那种土豆的滋味。甘肃这片土地太贫瘠，生长不出足够的粮食，但干旱的黄土高坡上却非常适宜种土豆，产量很高，多少年来，每当粮食不够吃时，人们就用土豆充饥，土豆成了甘肃人主要的食物之一。所以，土豆对甘肃人来说又成了一个形象的代名词，和甘肃省临近的几个富裕省都把甘肃人叫做“土豆蛋”、“洋芋蛋”。可想而知，这时候的土豆已经不是指食物了，而是成了其他省份的人对甘肃人的一种戏谑的称呼。每当外省人称甘肃人是“土豆蛋”、“洋芋蛋”时，甘肃人是非常气愤的，到今天还是如此。其实细想起来，甘肃人大可不必因为这样的称呼而气愤，因为这样的称呼时时会让甘肃人的后代们不要忘记先辈们苦难的生活。想当年摩西带着犹太人要走出埃及时，一路吃的是苦菜和无酵饼。至今，犹太人每年一次的逾越节，这一天也只能吃苦菜和无酵饼，目的就是让犹太人的后代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

离开甘肃后我也常吃土豆，但再也没有吃到过甘肃洋芋那种好吃的味道了，我以为是自己变了，但在葛家岔乡，我吃了一大盆土豆后，又重新找到童年吃的那种土豆的滋味。不是我变了，而是甘肃的洋芋就是比别的地方好吃。

誉满全国的企业家尚且如此，我等无名之辈更觉土豆童话的妙处了。我们暂且把其称作“洋芋蛋”现象的个例吧。

如今，怀念土豆的我们，经常对世易时移的环境变化发出一些感喟，而三年前的秋天，我送子女到东部一大城市的学府就学，又有了全新的发现。莘莘学子们下课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往食堂涌动。那些非常关心大学伙食的家长们，第一次步入宽敞明亮如机场大厅的食堂时，连呼壮观。

更是没想到，学子们选择的最便宜、最实惠的菜品就是——炒土豆丝和烧土豆片。惊愕之余，但见橱窗的一侧，一首出自大学生之手的《土豆赋》跃然玻璃窗橱之上。

土豆不土，舶来自洋。

非菽非果，亦蔬亦粮。

生不择地，长不择阳。

粉身碎骨，鲜质浓浆。

不炫形色，非许雌黄。

上陪牛肉，下伴葱姜。

滋养中气，辅助胃肠。

抗病却老，滋阴壮阳。

何处不有，吾爱吾乡。

得之乃富，食之乃强。

有节斯庆，喜气洋洋。

不教鲑莼，独擅张郎。

字字珠玑，虚实若详。

人有逸气，景多余芳。

肴果认亲，花鸟徜徉。

土宴实佳，恨不一尝。

况尔乡情，神驰心往。

境与人遇，谁人可忘。

至味非膻，巧舌皆簧。

诗酒非遥，恭助一觞。

咀嚼着酸辣的土豆丝，回味着如此朗朗上口的土豆诗，大学校园，真是土豆们体现自身价值的一处绝好的去处呢，不亦悦乎？

在大学校园里，我也发现，热爱土豆、感念土豆、讴歌土豆的学子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整一个群体。大学生们描绘土豆的诗篇比比皆是。有一首《大学土豆颂》是这样写的：

它们永远是大学食堂的主角

它们几乎无处不在

哪里需要它们

哪里就有它们的身影

它们是宫爆鸡丁里的鸡丁

它们是麻辣肉片里的肉片

在木须肉这道菜里

肉不在时它们就是肉

鸡蛋不在时它们就是鸡蛋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它们默默承受毫无怨言

没有土豆就没有大学食堂

没有大学食堂就没有大学生

土豆——就是大学生的写照

土豆改造我们

我们改造地球

地球再创造土豆

或许

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土豆

在中国众多大学的食堂里，如今土豆丝的价格普遍是一元钱左右，众多来自西部地区、贫困人家的学子，都是依靠一盘土豆丝和两个馒头完成学业成为国家有用之才的。而如今，在文学刊物上，土豆能够如此高雅地出现在现代诗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女神，心里就释然了……

经常念叨土豆，人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经常品尝土豆，心儿也就平淡如水了……

（四）

唱起土豆谣，我也暗自庆幸，是土豆，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寓言般的天方夜谭。

说到土豆，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有将女人与土豆相类比的描写：“这个女人的整张脸呈现着只有长期遭受幽禁的人才有的特殊的苍白，使人联想起地窖里的马铃薯的幼芽。”

我相信托尔斯泰的描述比较形象，苍白女人那种弱不禁风的样子，确实就如同马铃薯长期堆放后长出的幼芽，稚嫩无力。

可以想见，土豆在欧美作家的心目中，只是个卑微的、弱小的角色。而土豆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转化过程，可谓啼笑皆非，回味无穷。

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就从南美洲的秘鲁带回了土豆。

然而欧洲人认识到土豆的这种魔力，也是在几个世纪之后。

土豆初到欧陆时，多数欧洲人没有给予它礼遇。它本该是受称颂的一种作物，既可在有粮时做菜，也可在无粮时充饥。而在当时，多数人并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个土头土脑的家伙，即使在后来，人们发现了它作为粮食的功效，也不可能给予它小麦那样崇高的地位——小麦是《圣经》里的作物，它用来制作面包——即圣餐中“耶稣的身体”，这高贵的身份让人肃然起敬；而土豆来自蛮荒的新大陆，其漂洋过海来到文明开化的欧洲，也不过因为不值得夸耀的殖民掠夺。它的外形与口感令当时的贵族嗤之以鼻——这实在太像下层阶级的食物。

土豆甚至曾被看成是一种纵欲的食物。莎士比亚在《温莎的风流娘们儿》里，让贫嘴的福斯塔夫向一位女士献媚说：“叫天空下起土豆雨!叫惊雷弹起《绿袖子》!”这是典型的莎士比亚式荤段子。在莎士比亚生前的时代，以及他死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土豆都被认为具有催情的功效。

在此后，土豆也曾被视作“懒惰”的象征。“懒惰”的骂名或许源于土豆的方便食用。在《植物的欲望》一书的作者迈克尔·波伦看来,马铃薯与小麦的不同，就像是“自然”与“文明”的差别。马铃薯只要扔进火中或水中，等上几分钟，便可直接食用；而小麦从田间到桌上的路途是一段长久的经历：收获、脱粒、磨面、揉面、烘烤，直到最后变成面包——如此这般，无不是人类文明在对自然发挥威力。就像列维·施特劳斯一样，迈克尔·波伦相信食材“从生食到熟食”的过程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这期间的转换过程，好比是“文明对原始自然的征服”。

当然，情况也并非永远如此，在某些时候，土豆也被当做高贵的物品，与风雅生活相关。

1785年8月23日，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生日，土豆在这场生日宴上崭露头角。一束土豆花被呈现到玛丽王后面前，很快博得了这个时髦女人的欢心，并将它别在发髻上，引得众多宫廷贵妇们侧目。土豆在这场宴席中被做成佳肴，用来招待国王的宾客。就是这场仪式后，土豆开始成为上流社会的新宠，一些人将土豆花画在最昂贵的瓷器上。

在宴席上向王后献花的人后来获得了人民的尊敬，并被人们视为“土豆英雄”。这个人是奥古斯丁·巴门第尔。如今，他的姓氏“Parmentier”被用来指代用土豆做的菜。巴门第尔曾在德国做过囚犯，在此期间认识了土豆，归国后，想在法国推广这种作物。他最有名的事迹被写在法语课本上：为了说服对这种陌生作物心怀恐惧的人民种植土豆，他命令兵士在土豆田里日夜看守，然后忽然撤掉兵士，导致人民将土豆苗一抢而空。

在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内尔看来，18、19世纪土豆在欧洲的流行改变了世界史。“若没有土豆，德国不可能在1848年后，在欧洲取得军事与工业上的领先地位；俄罗斯也不大可能在1891年后,威胁德国东部的边境线。简而言之，欧洲人向海外进行帝国扩张，向美国及其他地区移民，以及自1750年到1950年这两个世纪间的种种特征，从根本上，都受到了土豆在北部欧洲食物供给中的扩张影响。”

在爱尔兰，土豆的“魔力”以极为戏剧化的形式体现出来。与多数欧洲人不一样的是，爱尔兰人从一开始便向这个外来物种伸开了双臂。不用耕田，不用田垄，用几亩贫瘠的土地、简单的工具就能种植出粮食，并且，它非常容易煮食——这种被英国人所轻蔑的“土豆的惰性”，被爱尔兰人认作了优点。土豆的确发挥了它作为“丰富之根”的效力。在17世纪初期，土豆尚未到达爱尔兰之前,爱尔兰的人口总数不足150万；一个世纪后,爱尔兰人口飙升至500万。1822年6月的《爱丁堡评论》这样写道：“只要爱尔兰处于饥饿边缘的穷人不超过100万或者150万，奴役他们就是相对容易的事，但由于种植土豆，目前爱尔兰拥有700万居民。”而到了大饥荒爆发的1845年，这个数目是850万。也有人对此加以抨击：人口上升导致了劳动力价格下降，土豆在短期内解决的温饱，带来的是长期的贫穷。人民几乎都靠土地活着，可真正隐藏的危机在于“单一种植”——在爱尔兰，土豆种植几乎依赖同一个品种。这就意味着，只需要一种真菌，便可以让这个国家的短暂繁荣化为乌有。

灾难果然在1845年来临了，土豆出现枯萎病，这场源自土豆的疫病成为欧洲自黑死病以来最严重的灾难：爱尔兰大饥荒。不过几年的工夫，爱尔兰的人口锐减了约200万，随之而来的是声势浩大的移民。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爱尔兰史》里这样写道：“国内的人口不断减少，却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更大的爱尔兰。对这些人来说，爱尔兰已经化作一种亲切的回忆，或纪念先辈的诗歌。”这看来是个极为魔幻的循环往复：欧洲人在向蛮荒世界殖民的时候，无意间带走了土豆。几百年后，这代表“自然”的块茎作物在向文明人展示了自身的魔力后，给它的新大陆带回了文明世界最为得意的造物：人。

这个看着非常不起眼的土豆，也在中国的人口增长上，扮演过不同寻常的角色。一种观点认为，明朝万历年前后，中国引进了一些高产作物，有了粮食，人们能吃饱了，人口也就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些引进的作物中，就包括土豆。

看来，在对待新事物面前，西方人与东方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对于新生事物的认知过程，东西方同样显得那样地顽固不化、木讷消极。

联合国曾确定过许多主题年，如“国际和平年”、“国际老人年”，但以一种农作物来作主题年只有两次。一次是2004年为“国际大米年”，另一次就是2008年为“国际土豆年”。

（五）

岁月荏苒，土豆花开依旧。

在这里，我要讲述家乡一位靠吃土豆长大、靠种土豆脱贫、靠经营土豆转变观念与土豆结下不解之缘的农民。因为，由于他的出现，成就了一则令人沉思的土豆新寓言。

在离西宁市区不远的绵延近百里的黄土山峦之间，零散分布着西山乡、蔡家堡乡等乡村的六千多户农民。在西宁市场颇为抢手的“北山土豆”就出产于这里的层层梯田里。

王辛，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盛产土豆的地方。

王辛从记事起，他就是在土豆堆里长大的，地里种的是土豆，窖里放的是土豆，每天三餐吃的也是土豆，艰难的生活让他从小就与土豆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17岁那年，由于家里实在供不起他读书，初中毕业后他就辍学务农了。无奈之余他又和弟弟用手扶拖拉机将一车车土豆拉到西宁，走街串巷进行销售。

2003年年初的一天，对王辛来说是个好日子。那天，他和弟弟往西宁贩运洋芋时，在农贸市场认识了一位甘肃籍的土豆批发老板，老板问他有多少土豆，他说：我的家乡没有别的，只有土豆，你要多少有多少。老板相信了他的话，给了1000元定金，订购了5吨优质土豆，并承诺货到付款。王辛匆忙回到村里，走门串户欠账收购了5吨土豆交给那位商人。这是他的第一笔大生意!但仅花了三天就挣了800元。三天800元！一下子使他茅塞顿开，原来钱竟然是这样挣的。

就这样，干了三个月就赚了1万多元，这是他无意间掘得的第一桶金。尝到甜头的王辛信心更足了。2004年1月，他用5.5万元买了一辆货车专门从事土豆贩运生意，不到一年，他不仅将买车的钱赚回来了，还把家里以前欠的债全都还清了。

贩运土豆让王辛一家人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常年在外奔波又使他精明的头脑得到了更多的历练。

2006年国庆期间，王辛无意中在电视中看到一则广告——“2006年全国秋季农副产品博览会将于10月在郑州举行，并设大奖，奖金在1000万元以上，100人将获得免费商铺，欢迎全国各地的农副产品经营单位踊跃参加”。短短几秒钟的广告，立即在这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农家小子脑海中电光火石般地闪出一个冒险的念头：如果把家乡的土豆带到那里展览一下，说不定能引起外地客商兴趣哩！想到这，他一蹦子跳下炕，把自己所看到的信息全都记了下来。

去还是不去？王辛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反复权衡利弊思考了一天后果断地做出了抉择——去！明知是个机会，就一定要抓住，只要有机会宁可错之，也不可误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主意拿定了，下面的就是如何办的问题。回家后，他和妻子从窖里精心挑选了一大袋洋芋，又从这一袋中挑选了100个，反复比较，又从这100个马铃薯中挑选出11个“精品”，组成了参赛的“代表”。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郑州，来自全国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农副产品使他这位来自边远山乡的农民目不暇接，大饱眼福。

但在上千家参展单位制作的五颜六色的展板和琳琅满目的展品之间，王辛和他的11个马铃薯以及印在白纸上的产品简介的展位淹没于其间，显得很不起眼。一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自己展位前门可罗雀，很少有人光顾。

而来自多家媒体的记者竞相采访一些知名的农产品，不断将镜头对准大企业主和大品牌，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展会一角的“西山牌”土豆和它的主人。

王辛再也等不下去了，心想：这样等可不行，得毛遂自荐呀。于是就把展位上的土豆抱在怀里，频频在往记者的镜头里钻，期望能引起记者们的注意。果然，他的举动引起央视农业频道《每日农经》栏目记者的注意。记者说：“小伙子，你老在我镜头前晃悠啥呢？这会影响我们的拍摄。”王辛不失时机指着怀里的土豆大声说：“我是从青海来的，这是青海的土特产，也是个好产品，你们能不能把它也宣传一下？”也许他这一句话引起了记者的好感，也许是他的执著打动了记者，他们的目光和镜头开始聚焦于来自青海的土豆。

这就是王辛的推销天赋。在记者的关注下，整整三天的展期内，王辛简陋的展位前由先前的无人问津到后来的人头攒动。而王辛是幸运的：专家和评委们一致认为，青海西山乡的土豆品相好、淀粉含量高、无污染、口感好，很有发展前景，根据农产品品牌发展的方向以及健康、绿色、便捷、安全的评奖标准，组委会授予青海西山乡土豆为年度“全国秋季农副产品博览会名品大赛”金奖。

那一刻，王辛喜极而泣。那一刻，默默无闻的西山土豆从高原“深闺”第一次名震中原大地。

只凭11个土豆就捧回个金奖。短短的一夜之间，家乡的土豆成名了！家乡的王辛也因土豆而成名了！

再后来，王辛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土豆经纪人，活跃在城乡各地，结交着各色人等，完全没有了土豆的憨厚之气。

在中国北方，像王辛这样的土豆经纪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用农民的质朴和狡黠，成就了一个靠经营土豆而大发其财、跃身一变的神话。

当时光移到2011年的秋天，青海高原的土豆因种植面积的大规模扩张，再加上天时地利，一个空前的土豆丰收年就这样无声地到来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让农民们高兴不起来的，是丰收的土豆的严重滞销，价格大幅下滑！

在这以前，我是非常相信互联网的神力的，经常被报纸上所报道的农民经纪人“电脑一开，信息就来；鼠标一点，便知价钱”的宣传搞得五体投地。但是，眼前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我的天真。全国性的土豆滞销，价格大幅跳水，眼看着农民的希望化作汩汩泪水。我们曾经经历过吊诡的“算（蒜）你狠”、“将（姜）你军”，而今该轮到土豆登场了，这一次是满含心酸的“逗（豆）你玩”？遭遇贱卖尴尬，土豆真的变成“土”了！

难道，市场就是这样地变幻莫测、残酷无情？

苦思冥想之中，就连我也犯糊涂了——土豆，是一种作物还是一个神物？我们究竟在左右着土豆的命运，还是土豆主宰了我们的生活？

我是在仔细翻拣端详土豆的过程中，回忆起关于王辛和他的土豆的往事的。我熟悉他就如熟悉每一位不善言辞的父老乡亲；而从他的经营之道再回望一垄又一垄的土豆地，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王辛们要把沉默的土豆带向何处？又将我的思虑引向何处？王辛们的做法令人喜悦还是有些忧虑？我的脑海里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似乎多余的纠结。

由此看来，土豆可以启发人的心智，改变人的观念，成就一则又一则寓言，而我们的政府和民众呢，面对无言的土豆，又在打算做些什么？是希望土豆用神奇魅力来拯救市场，还是指望人们用市场智慧来拯救土豆？

面对尴尬，许多生活在城市的文化人出来说话了。

《北京青年报》评论员张天蔚说，如果土豆生产总量超过实际需求，则任何促销手段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只是风险损失的转移和分担而已。

作家十年砍柴说，中国的土豆丰收了，但卖不出去，今年物贱伤农民，明年就可能物贵伤市民。难道我们就要这样过山车吗，究竟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财经评论员易鹏也说，农产品价贱卖难又现，要解决此问题不能靠爱心，靠运动，需要对农业的生产业态进行根本的转变，必须让农业生产规模化，并且公司化。通过公司这种方式提升农产品对市场的敏感度，否则，靠农民单个农业生产基本上是盲人摸象，靠瞎碰。关键是不能再靠散户了，必须完成一种集合，但是这依然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说，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农户的规模太小，我提出一个观点，怎么来解决这样一个买难卖难（情况），那么最核心的可能是，应该做一个工作，我们现在的农业统计是事后统计，而实际上是由农民进行，今年决定不决定种土豆的时候，全国能汇集一下，把各个地方意愿想种多少亩，这样把这些数汇总起来后，农民再做下一次的种植决定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好了，现在没有任何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信息。

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将小农经济整合成市场化的农庄经济，使农业生产者拥有市场议价权。另外，如何让期货这样的概念也能够进入到我们农副产品的生产销售当中，也是一个全新的考虑。

在这个季节，我们可能所有的人都记住了一个关于土豆的故事，但是谁能够一定打保票，在明年，土豆的故事不会重演了，但是在其他的作物身上又会有新的寓言产生吗？

唱着土豆谣，我们就会发现，土豆，其实就是深深扎根于陕北黄土地上的信天游，也是游荡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爬山调，更是在飞翔在青藏高原山川河谷间“花儿”与“少年”，还是深藏于西南各少数民族山寨里的鼓点与舞蹈。歌声入土，就是鲜活的土豆在发芽；歌声嘹亮，就是土豆在土壤里成长；歌声渐远，就是丰收了的土豆，在秋天里无声地展示自己丰腴的肌体；歌声消失，就是土豆在农家的土窖里开始漫长的冬眠，积蓄来年繁衍之路上蓬勃的力量……歌声似的土豆，哲人般的土豆，泥土深处的精灵，始终以沉默的方式，注视着岁月交替，迎接着暑去寒来。

我想，只要土豆在土壤里繁衍生息、只要种植者们心有感怀，土豆，就永远是人类生活的真实背景，就永远是我们时常念叨的温馨话题，就永远是我们心田上开花的歌谣……

责任编辑：zjq